以色列是无人机战术使用领域的大师，在20世纪70年代就部署了第一种能实时传回视频图像的专用战术无人机。

上世纪60年代末，埃及和叙利亚引进苏联地空导弹系统后，以色列空军RF-4E“鬼怪”Ⅱ侦察机的越境侦察受到威胁。同时，苏联提供的战术地空导弹也威胁到以色列陆军的侦察直升机，使地面指挥官失去了空中耳目。70年代，以色列空军购买了12架改进的瑞安“火蜂”无人机，代号124I型，性能类似147SC/AGM-34L侦察型。

此后，1973年赎罪日战争加速了以军发展无人机的步伐。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现役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1982年以色列侵黎战争中大显身手，1981年还被叙利亚击落3架。此后，瑞安公司又向以色列提供了232/BGM-34型、324型、1471型和147TF型无人机。

1974年，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的马拉特分部和塔迪兰公司分别开始研制以色列第一种国产无人机，从而诞生了马拉特的“侦察兵”和塔迪兰的“马斯拉夫”3型。这两种无人机都大量投入到1982年侵黎战争中。这些无人机奠定了现代战术无人机的一些基本特征：采用轻型复合材料，在转塔内安装视频和红外传感器，利用实时下行数据链传回情报和控制飞机。复合材料还使雷达难于探测，活塞发动机则具有较低的噪音和红外信号。在整体上，这些无人机本身的技术并不算先进，以便节省成本和简化操纵，虽然可以回收使用，但也能承受一次性使用的损耗。

在战术应用上，以色列空军将无人机的干扰和欺骗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70年代初，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便开始研制空射诱饵无人机。利用美国空军提供的147诱饵无人机在越南的实战经验，到80年代初，以色列空军便部署了两种一次性使用的诱饵无人机——“参孙”和“黛利拉”。这种无人机主要用于在敌方雷达面前模拟攻击机群，诱使敌方导弹制导雷达开机，以便己方加以干扰和摧毁。由战斗机携带的“参孙”无人机甚至没有动力，航程70千米，可以抛撒迷惑雷达的箔条。“黛利拉”无人机要复杂得多，可以从飞机上，也可从地面发射，装有1台喷气发动机，航程400千米，可以模拟特定飞机的雷达信号特征。该机还装有电子侦察设备和数据链，可以将敌方雷达的有关参数记录并发送回遥控站。

以军的这些努力在1982年6月9日的贝卡谷地空战中得到充分的回报。这场战斗的序幕是大群“参孙”和“黛利拉”无人机扑向叙利亚地空导弹阵地。叙方导弹制导雷达中招开机后，待命的以军战斗轰炸机开始发射AGM-45和AGM-78“标准”反辐射导弹向这些雷达大打出手。同时，“侦察兵”和“马斯拉夫”无人机也将战场实况发回指挥所。利用这些情报，陆军炮兵也向地空导弹和高炮阵地猛烈开火。随后，以军攻击机杀入，用集束炸弹和导弹收尾。最后，“火蜂”照相侦察无人机还进行了战场损伤评估。

从此，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的以色列更加倚重无人机，边境地区的无人机巡逻成了重要耳目。然而，只用无人机进行监视的局限也很快暴露无遗。1996年4月18日，以军在“愤怒葡萄”行动中，一名以军指挥官利用无人机图像指挥炮击，结果击中了运河村的联合国营地，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

当然，以色列也不会对远程无人机无动于衷。1986年，以军侦察伊拉克武器工厂的RF-4E侦察机被击落一架，但1988年伊方又宣布击落以军一架无人侦察机，这使人怀疑以色列秘密研制了航程上千千米的远程长航时无人机。1987年8月，埃及也宣布在西奈南部击落一架以色列无人机。1991年海湾战争后，以色列终于承认正在研制此类型号。马拉特分部公开了“猎人”无人机的远程型，称为“E-猎人”和“苍鹭”。由于这些都只是出口型，因此以军自己应该早已有类似机型服役。90年代初，以色列空军开始更新近程战术无人机和中程无人机，马拉特分部的“搜索者”接替了“侦察兵”，并装备了银箭公司任务半径达200千米的“赫尔墨斯”450无人机。

以军的主要战术无人机部队是驻帕尔马奇姆空军基地的第200中队，装备“搜索者”和“赫尔墨斯”无人机。该中队定期向靠近黎巴嫩的边境派出分遣队。无人机的任务制订和情报分析则由以色列情报部队人员在特别指挥/情报中心内完成。同一基地的第194中队使用“火蜂”和瑞安324型无人机，主要用作靶机。另外，在拉蒙和哈则瑞姆空军基地则有第146和第155两个预备役中队，装备“参孙”和“黛利拉”诱饵无人机。IAI公司马拉特分部和银箭分部还有数百名雇员是空军预备役人员，常年在无人机部队提供技术支持。

近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激烈的阿以冲突中，以军也动用了无人机监视阿方激进力量的活动，为武装直升机的攻击提供目标指示。